近日发生的山东菜农韩进之死，成为“菜贱伤农”的新注脚。随后，各地媒体纷纷奔赴田头菜场，对菜价流通进行调查。大家对韩进之死充满了同情，普遍认为韩进自杀的原因在于：化肥、农药、物流涨价，游资囤积居奇、控制销售渠道，尽管农产品丰收了，采购商却减少采购量，使农产品烂在田地里，这样一来，采购商才会卖出好价钱，而最吃亏的是最弱势的农民。然而，在我看来，这起事件，不仅暴露出了小农生产模式制约农业效益的提高和农民增收，而且也体现了在没有政府农业补贴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竞争，运气好收成好、收成不好衣食无着的“靠天吃饭”现象。

　　分散的小农经营模式历来被大家诟病，不仅生产力低下，还导致成本升高，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劳动的社会形式、资本的社会积累、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应用等无法得到发展。而在工农产品“剪刀差”下，农产品价格被压低，农民收入偏低，导致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，更多农民以“兼业”的方式维持生计，这些半农半工的劳动者越来越依赖于非农业收入，而专业农户中，绝大部分仍采取个体家庭经营方式。导致这种“小农经营体制”的原因，恰恰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束缚了农业发展。

　　如果“耕者有其田”，农民能自主将耕地转移或合并，将分散多处的小块土地集中起来，进行农业耕作与管理，甚至是以自愿结合的形式，将不规则的耕地联成一片，办成农场加以综合利用的话，小农经营困境也不至于如此悲凉。像韩进这样的小农，政府应该鼓励无耕种能力的自耕农转让土地，提供条件让其转业，如果其有能力的话，也可以提供“农业贷款基金”，农民从中借钱用以耕种，并采用低息贴补的方式，帮助其扩大经营。因为不提高农产品单位产量的话，是难以弥补价格低廉的政策压制。

　　在很多农业发达国家，一直对农业实行高补贴的政策，像美国农场一直享受着政府补贴占经营净现金收入超40%的政策，而欧盟国家，35%的农民收入来自共同农业政策补贴，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直补。中国提出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，对农民购买良种、农机具进行补贴，这几年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，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，国家提出要实行对农民生产资料综合价格补贴，但补贴水平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%，这远远不够，而且很多补贴还进不了农民的腰包，更是让人愤慨。

　　至于有很多人认为菜价贱卖导致菜农自杀的原因，主要仍在于流通环节的层层盘剥，利润都给收购商、运输行业、中石油等部门。这有一点道理，但不是主要原因，有人试举了台湾农会的作用。例如，在台湾的超市，顾客仅凭农产品包装上的条形码，比如一个蔬菜包装袋，就能查询出，这是台湾哪个农会、哪个农户，甚至哪块田地里生产出来的产品。农会高质量的信誉保证了食品安全，并且由于农会是公益法人，它还帮助农民组织起了具有小型公司性质的产销班，其运作实现了“农超对接”，农民和市民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证。如果能这样，韩进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我认为这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组织保障诉求，尽管我国有些地方出现了农业合作社、联合体等组织，但仍然无法做到公益法人的身份，尚待有关部门放权与规范。可是，这个问题并不能解决农业生产层面的问题，因此，强调农业自主组织重要性的同时，还应加强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的业务。

　　美国推行无追索权贷款，它是一种抵押性贷款，即农场主以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，从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贷款。目标价格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组成。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，农场主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，用现款还本付息。如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，农场主可把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，政府按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差给予差额补贴，补贴对象主要是小麦、玉米、棉花及乳制品等主要农产品。如果韩进能享受这样的贷款政策，怎么会寻死呢？根本不存在无利润保障的问题。而我国在发展农业保险这块，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，承保的计算、定损和理赔方面有困难，也存在保险公司赢利低，积极性不高等，而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策调整力度不够，使农业生产没有足够抗风险的能力。